名字重要么？
1.
1989年4月15日是个不会被遗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在Sheffield举行的一场足总杯半决赛赛场，由于管理不善，发生踩踏，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身亡。每一年的这一天，安菲尔德球场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后来在球场的Shankly Gate旁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着96个球迷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Hillsborough Memorial。
这些可在石头上的名字对于家人既是痛苦，又是安慰吧，因为不仅亲人记得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不同球队的支持者们也没有忘记他们----每天这里都会有鲜花，有各种球队围巾，有卡片，当然还有不息的火炬。
1997年的初夏时节，我第一次去安菲尔德，带了一束花。
今年是Hillsborough惨案20周年。
1.
1989年4月15日是个不会被遗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在Sheffield举行的一场足总杯半决赛赛场，由于管理不善，发生踩踏，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身亡。每一年的这一天，安菲尔德球场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后来在球场的Shankly Gate旁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着96个球迷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Hillsborough Memorial。
这些可在石头上的名字对于家人既是痛苦，又是安慰吧，因为不仅亲人记得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不同球队的支持者们也没有忘记他们----每天这里都会有鲜花，有各种球队围巾，有卡片，当然还有不息的火炬。
1997年的初夏时节，我第一次去安菲尔德，带了一束花。
今年是Hillsborough惨案20周年。
就在球场惨案发生的同一天，万里之外的北京的一所医院里，一位因比其同侪多一些人性与common sense而不见容的老人在抑郁中走完了一生。他肯定不会想到，他的离去掀开了一场更大的惨案的序幕。
2.
1991年夏天，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第一批入红小兵第二批入共青团直到两年以前还爱国爱党的进步青年第一次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那是Ottawa左近的一个小镇，名字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无意中看到街心花园里一个纪念碑，碑的两面刻着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本镇子弟的名字。对于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记忆死者的年轻人来说，震惊是巨大的。后来，这个年轻人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他发现无论是法国北方农村还是英国Surrey郡的“富人区”，无论是美国这样历史很短的国家还是澳洲这样历史更短的地方，无论村子有多小，都很有可能你会看到一个不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村里阵亡的人的名字。当然他也去看了越战纪念碑和Arlington国家公墓。于是他明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普通人的名字也是会被记载被记住被纪念的，这同他的家乡很不同。
两年前的一个夏夜里，这个年轻人要步行从北京城东的家里走到城西的学校，因为公共交通已经全停了。可是他要尽早赶回学校，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朋友们在前一天夜里到当天的凌晨是否安全回去了。途中他曾经一度距离枪手只有几十米。他看不清枪手的样子，也看不清他们穿什么衣服，可是“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他懂得要和身旁的人们一起爬在土堆后面。有一次他甚至听到子弹钻进了土堆的另一边，奇怪的是他当时心里没有一点恐惧，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灵魂出鞘了。他当时最强的感受是这像做梦。他走了7、8个小时，路上随处可见烧焦的汽车残骸，在城东的一座立交桥上还看到一具变了形的尸体，旁边是一辆同样被被压得变了形的自行车，不远处还有一个摔开的铝制饭盒。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会倒在这里。
后来一些年间，年轻人慢慢知道，在他步行横穿北京城的前一天晚上到当天早上，还有很多人倒下了，而他们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更诡异的是，当一些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们走在一起想探寻真相，找到更多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她们发现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丧子之痛，更有与她们作对的、那个夺走了她们的孩子的整个国家机器。她们的电话被窃听，她们见客被骚扰，她们出门被跟踪。她们更是无法在这一天堂堂正正的纪念她们失去的孩子。这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呢？
4.
2.
1991年夏天，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第一批入红小兵第二批入共青团直到两年以前还爱国爱党的进步青年第一次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那是Ottawa左近的一个小镇，名字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无意中看到街心花园里一个纪念碑，碑的两面刻着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本镇子弟的名字。对于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记忆死者的年轻人来说，震惊是巨大的。后来，这个年轻人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他发现无论是法国北方农村还是英国Surrey郡的“富人区”，无论是美国这样历史很短的国家还是澳洲这样历史更短的地方，无论村子有多小，都很有可能你会看到一个不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村里阵亡的人的名字。当然他也去看了越战纪念碑和Arlington国家公墓。于是他明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普通人的名字也是会被记载被记住被纪念的，这同他的家乡很不同。
两年前的一个夏夜里，这个年轻人要步行从北京城东的家里走到城西的学校，因为公共交通已经全停了。可是他要尽早赶回学校，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朋友们在前一天夜里到当天的凌晨是否安全回去了。途中他曾经一度距离枪手只有几十米。他看不清枪手的样子，也看不清他们穿什么衣服，可是“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他懂得要和身旁的人们一起爬在土堆后面。有一次他甚至听到子弹钻进了土堆的另一边，奇怪的是他当时心里没有一点恐惧，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灵魂出鞘了。他当时最强的感受是这像做梦。他走了7、8个小时，路上随处可见烧焦的汽车残骸，在城东的一座立交桥上还看到一具变了形的尸体，旁边是一辆同样被被压得变了形的自行车，不远处还有一个摔开的铝制饭盒。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会倒在这里。
后来一些年间，年轻人慢慢知道，在他步行横穿北京城的前一天晚上到当天早上，还有很多人倒下了，而他们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更诡异的是，当一些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们走在一起想探寻真相，找到更多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她们发现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丧子之痛，更有与她们作对的、那个夺走了她们的孩子的整个国家机器。她们的电话被窃听，她们见客被骚扰，她们出门被跟踪。她们更是无法在这一天堂堂正正的纪念她们失去的孩子。这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呢？
今天是这些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20年的祭日，还有多少孩子的名字不为我们所知？
3.
在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严密户籍制度和严格学籍制度的国家，在一场地震发生之后一年却先是拒绝公布死亡学生的数字，原因是无法准确统计；继而对数字一改再改，越改越小。当纳税人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展开调查，希望通过了解每一个不再来学校的孩子的名字来统计有多少人遇难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又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国家机器的阻挠，原因是这事机密，不能给你，你再坚持就说明你是“反华组织”。名字似乎很重要。
或许也不尽然。如果某一天国家机器觉得你碍事了，它不仅可以随时把你送进精神病院，而且可以随时给你改个名字，你马上就可以变成张三李四或者刘亚玲。名字重要么？
有的人不仅需要把自己的名字时时灌进大众的耳朵，而且要把画像高高挂起，挂了几十年，不知还要挂多久；连尸首都要放进玻璃罐子，似乎也没办法不被遗忘。有的人不需要名字，不需要面孔，只要一个背影就能够不朽。
5.
去年曾在一篇专栏里提到被独裁政府迫害的记者、学生等"the disappeared"和不屈的“五月广场母亲”。文章发出去以后有点后悔，不是担心不能刊用，而是害怕给编辑惹麻烦。
最近因了不同的原因听了很多遍Sting的"They Dance Alone"。这些失去儿子、丈夫、父亲的女人们尚可以挂着亲人的照片在广场独自舞蹈，尽管“It's the only form of protest they're allowed”；四川的母亲胸前挂着孩子的照片去找他们的公仆讲理，遭遇的却先是不理不睬，中间是书记跪地，接着是强力阻拦，最后是法院不受理；天安门母亲却只能把孩子的照片挂在家里。
Sting在1988年10月曾在阿根廷的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的西班牙文版。看到最后他同曾经dance alone的母亲们跳舞，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看到有人在video后面评论: they do not dance alone, they dance with us!我也想对天安门母亲们说同样的话：那个与你们的孩子同年的年轻人今天已经年长他们20岁了，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同伴，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你们。
6.
朋友在信上说：四川的五月，还是北京的六月，他们都在天上，但愿他们得到安宁。地上的我们，也珍惜每一个明天吧。
大佑说：
每一个生命将被珍惜
如今的岁月将被记取
如今的岁月将被记取
我不确定在这个国家这样的一天会不会来。所以我选择逃走。
那些挥舞着钞票抽打主人、拼命阻止这一天到来的人们，某一天打累了的时候，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
Can you think of your own mother
Dancin' with her invisible son?
Dancin' with her invisible 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