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花园里的两首歌

第一首：
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
（两星期以前）


第二首：
红红的玫瑰，总会枯萎；美丽的大地的孩子宠爱你的是谁？
（今天）

奥斯卡和平奖

星期五下班回家在车上听新闻，正好赶上NPR讨论，第一个题目吓了我一跳：今天早晨（美国东部时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奥巴马。获奖理由也够劲暴：他做出的外交努力。

晚上有空上网，看到我follow的Mankiw写了一篇parody，把这次颁奖比喻成一年级的研究生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没有Mankiw的幽默感，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当初诺奖颁给戈尔就已经有点搞笑成分了，不过至少戈尔还在到处奔走呼吁全球行动应付气候危机，虽然他所用的“科学依据”有颇多漏洞——而且后来被揭露他自己家里耗电不是一般的厉害，不过这是后话。我并不觉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定要颁给刘晓波或者胡佳，但是至少应该给确实做过些事情的人吧？比方说，证严法师怎么样——我没有看到比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向受苦受难的人伸出援助的手更大的和平贡献了。

奥巴马到现在为止做过的最出色的事情就是高调许诺，然后再把许下的诺言抛到一边，因为他没时间实现诺言，因为他又忙着去下一个地方演讲，去许下一个诺言了。如果许诺也可以获奖，那伊朗总统Ahmadinejad更有理由获颁这个奖项，因为他已经讲了很久和平利用核能了。

如果一定要给奥巴马一个诺贝尔奖的话——这个，基本上，很难——文学奖怎么样？我理解如果证严法师做的是援助苦难中的民众的话，文学的作用就是编一个梦让人们忘记现实中的苦难。这点上奥巴马干的事还有点靠谱——不过真要有人凭此得奖的话恐怕也应该是他的speech writer，奥巴马做的更好的演讲，不是写演讲稿。

……等等，他好像演讲也有问题，离了提示屏他好像讲话就不利落了。这么说他做的最拿手的是抑扬顿挫的念稿子——我终于知道他可以得什么奖了：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当年戈尔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好像也在好莱坞弄了个什么奖，奥巴马总统可以继续这条路——反正就是娱乐么。

名字重要么？

名字重要么？

1.

1989年4月15日是个不会被遗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在Sheffield举行的一场足总杯半决赛赛场，由于管理不善，发生踩踏，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身亡。每一年的这一天，安菲尔德球场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后来在球场的Shankly Gate旁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着96个球迷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Hillsborough Memorial。

这些可在石头上的名字对于家人既是痛苦，又是安慰吧，因为不仅亲人记得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不同球队的支持者们也没有忘记他们----每天这里都会有鲜花，有各种球队围巾，有卡片，当然还有不息的火炬。

1997年的初夏时节，我第一次去安菲尔德，带了一束花。

今年是Hillsborough惨案20周年。

就在球场惨案发生的同一天，万里之外的北京的一所医院里，一位因比其同侪多一些人性与common sense而不见容的老人在抑郁中走完了一生。他肯定不会想到，他的离去掀开了一场更大的惨案的序幕。

2.

1991年夏天，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第一批入红小兵第二批入共青团直到两年以前还爱国爱党的进步青年第一次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那是Ottawa左近的一个小镇，名字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无意中看到街心花园里一个纪念碑，碑的两面刻着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本镇子弟的名字。对于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记忆死者的年轻人来说，震惊是巨大的。后来，这个年轻人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他发现无论是法国北方农村还是英国Surrey郡的“富人区”，无论是美国这样历史很短的国家还是澳洲这样历史更短的地方，无论村子有多小，都很有可能你会看到一个不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村里阵亡的人的名字。当然他也去看了越战纪念碑和Arlington国家公墓。于是他明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普通人的名字也是会被记载被记住被纪念的，这同他的家乡很不同。

两年前的一个夏夜里，这个年轻人要步行从北京城东的家里走到城西的学校，因为公共交通已经全停了。可是他要尽早赶回学校，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朋友们在前一天夜里到当天的凌晨是否安全回去了。途中他曾经一度距离枪手只有几十米。他看不清枪手的样子，也看不清他们穿什么衣服，可是“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他懂得要和身旁的人们一起爬在土堆后面。有一次他甚至听到子弹钻进了土堆的另一边，奇怪的是他当时心里没有一点恐惧，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灵魂出鞘了。他当时最强的感受是这像做梦。他走了7、8个小时，路上随处可见烧焦的汽车残骸，在城东的一座立交桥上还看到一具变了形的尸体，旁边是一辆同样被被压得变了形的自行车，不远处还有一个摔开的铝制饭盒。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会倒在这里。

后来一些年间，年轻人慢慢知道，在他步行横穿北京城的前一天晚上到当天早上，还有很多人倒下了，而他们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更诡异的是，当一些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们走在一起想探寻真相，找到更多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她们发现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丧子之痛，更有与她们作对的、那个夺走了她们的孩子的整个国家机器。她们的电话被窃听，她们见客被骚扰，她们出门被跟踪。她们更是无法在这一天堂堂正正的纪念她们失去的孩子。这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呢？

今天是这些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20年的祭日，还有多少孩子的名字不为我们所知？

3.

在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严密户籍制度和严格学籍制度的国家，在一场地震发生之后一年却先是拒绝公布死亡学生的数字，原因是无法准确统计；继而对数字一改再改，越改越小。当纳税人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展开调查，希望通过了解每一个不再来学校的孩子的名字来统计有多少人遇难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又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国家机器的阻挠，原因是这事机密，不能给你，你再坚持就说明你是“反华组织”。名字似乎很重要。

或许也不尽然。如果某一天国家机器觉得你碍事了，它不仅可以随时把你送进精神病院，而且可以随时给你改个名字，你马上就可以变成张三李四或者刘亚玲。名字重要么？

4.

有的人不仅需要把自己的名字时时灌进大众的耳朵，而且要把画像高高挂起，挂了几十年，不知还要挂多久；连尸首都要放进玻璃罐子，似乎也没办法不被遗忘。有的人不需要名字，不需要面孔，只要一个背影就能够不朽。

5.

去年曾在一篇专栏里提到被独裁政府迫害的记者、学生等"the disappeared"和不屈的“五月广场母亲”。文章发出去以后有点后悔，不是担心不能刊用，而是害怕给编辑惹麻烦。

最近因了不同的原因听了很多遍Sting的"They Dance Alone"。这些失去儿子、丈夫、父亲的女人们尚可以挂着亲人的照片在广场独自舞蹈，尽管“It's the only form of protest they're allowed”；四川的母亲胸前挂着孩子的照片去找他们的公仆讲理，遭遇的却先是不理不睬，中间是书记跪地，接着是强力阻拦，最后是法院不受理；天安门母亲却只能把孩子的照片挂在家里。

Sting在1988年10月曾在阿根廷的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的西班牙文版。看到最后他同曾经dance alone的母亲们跳舞，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看到有人在video后面评论: they do not dance alone, they dance with us!我也想对天安门母亲们说同样的话：那个与你们的孩子同年的年轻人今天已经年长他们20岁了，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同伴，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你们。

6.

朋友在信上说：四川的五月，还是北京的六月，他们都在天上，但愿他们得到安宁。地上的我们，也珍惜每一个明天吧。

大佑说：

每一个生命将被珍惜
如今的岁月将被记取

我不确定在这个国家这样的一天会不会来。所以我选择逃走。

那些挥舞着钞票抽打主人、拼命阻止这一天到来的人们，某一天打累了的时候，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

Can you think of your own mother
Dancin' with her invisible son?

你怎么事先会不知道呢？

坐在伦敦的地铁上读Andrew Marr的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是件很窘人的事，好在我们是外国人，不用特意拿报纸遮住封面。

Anyway，开篇的一节小故事很好玩。1945年夏天，波茨坦会议休会期间，邱吉尔同艾德礼匆匆赶回英国等待大选计票的结果。很快，获胜的Attlee一个人回到波茨坦继续开会。再见面的时候莫洛托夫很吃惊的问：How have you not known the results in advance? (2009年平装版，p.7)

对于一个政府首脑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国家，不要说“当选”的领导和投票的“代表”，就像我们这种平头百姓也早在事先就知道结果了。当然，这些奥妙，邱吉尔们是不会懂的。

An enemy you have to respect, and the thugs you always despise

自从Andrei Arshawin在安菲尔德独进四个球他就成了利物浦的Public Enemy Number One。不过上周末在客场对Portsmouth的比赛他却重现了十年前God Robbie在面对David Seaman时的一幕：在裁判给了阿森纳一个点球以后，该同学冲着裁判摇手，示意对手没有犯规，不该判点球！Honesty可能是现今球场上最缺的东西了。

比方说你永远不用指望从The Thugs身上看见这样的品行：上周末Old Trafford面对Spurs的那个“点球”，anyone？

潜得还不够深

这几天晚饭以后被WK姑娘拉着一起看《潜伏》。昨天终于看完了，发两条感想：

第一，这基本就是一幅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估计编剧有时候是太过得意了，痕迹有点明显，连我这样眼神不好的都看出来了；

第二，音乐真好：抒情的时候配的是《教父》的Theme，搞得我觉得下一个镜头就应该是Al Pacino在西西里的山谷里游荡，身边是漂亮的Appollonia;慷慨激昂的时候用的音乐又换成了"Love Changes Everything"，结果我又好几次空等不来Michael Ball的嘹亮歌声。片尾的歌烘云托月的恰到好处，调子没听过，不过调调很熟悉----我小时候我妈教过我不少苏联革命歌曲。为了考证是不是朴树的新作特意看了一眼字幕，发现是一首重新填了词的苏联歌。

Biggest win since 1936? You haven't seen the best of us yet!

1936年那场比赛的时候，我年纪太小没赶上；星期六的这场比赛，我也没赶上——不是因为年纪太大，实在是因为干系太重，我没有这个nerve坐在电视机前一分钟一分钟的nail biting，于是同WK姑娘一起找了个餐厅吃饭，然后让R发短信给我，实时通报比赛进展。

当然最后15分钟我还是看了的，那时候已经1:3了，于是找了一个卖电视的商店，看见Stevie G missing a sitter, then Dossena rubbing more salt into the wound。如某一个评论员所说（后来看了太多版本的video，实在不记得是哪一个了）：it may well be Man Utd's year, but it's definitely Liverpool's day!

比赛结束以后R继续短信报告，据说Liverpool的球迷久久不散歌声震天，Old Trafford的PA只好放Pussycat Dolls的歌，过了些时候发现压不下去，又换了Kelly Clarkson，还是没有用，哈哈哈哈哈哈。It's such a fucking sweet gift to the foul mouth Rooney! Yes, we grow up hating Man U!

点击照片，不过如果你在办公室别忘了戴上耳机。ENJOY!

高迪的午后

十年前同J第一次去巴塞罗那，就住在Passeig de Gràcia的一家家庭旅馆。每天出门都会经过这么一座奇妙的建筑：



当时不知道楼的名字。后来同Giles提起，他告诉我这座楼叫Casa Mila，不过我没有记住建筑师的名字——建筑师我只知道梁思成，还是因了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故事。

搬家回北京以后发现我们自己的建筑越来越行为艺术，从身怀六甲的全国妇联到海关总署的大裤衩——当然现在又有了一条更大的裤衩——我开始随手翻翻建筑方面的书，于是第一次知道了Gaudi的名字，才又回忆起那几天每每经过都要惊叹一番的这座楼。

上个月去巴塞罗那，最后一天的下午会场慢慢清净下来，终于可以跑出去转转。第一个去的自然是Sagrada Familia。虽然在书上看过很多照片，真正站在她脚下还是不能不被魅惑。

出来后乘地铁去Parc Guell和博物馆，没想到从地铁站出来还要一路上山走很远。等我气喘吁吁站在门口的时候才确信不枉一路的攀登。不知道已经有多少著作在试图解说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反正我是不明白他的作品的任何深意的，只是觉得很神秘也很震撼。从年代上看，Guidi和Dali没有交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看到这位Catalan后生的影子——他有没有来偷过艺？

从巴塞罗那回来以后没几天，赶上城里的电影院十周年店庆，搞了个24小时酬宾。同WK姑娘选了两部电影去看连场，第一部就是Woody Allen的“Vicky Cristina Barcelona”——这是去年夏天我们这个小城电影节的闭幕片，可惜等我们从巴黎回来的时候票已售罄了。好在这次没有错过，不过也很悬：我们买到了最后两张票，而且不是挨在一起的。散场后碰头，WK姑娘说，电影的开场音乐想起，画面一出来她就忍不住心里笑：你前两天刚刚到了这些地方吧。Vicky说她14岁起就迷上了高迪的建筑——人跟人的成长环境不同，这境界怎么就差这么远呢？

13号星期五，渎神，以及少儿不宜

我基本是只注意星期几，不在意是几号的。今天早上信箱里收到《Le Figaro》的新闻提要，才注意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或者说有些人会认为今天不吉利。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是放在Science版的——科学最了不起的就是把很多貌似神秘的东西揭开给你看实质，而且我一直都觉得数学是最枯燥也最神奇的科学。13号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比方说过去4000年里，13号落在星期五的日子比落在一星期当中任何其他天都多；再比如，每年最少会有一个13号星期五，但是最多不会超过三个，而且还取决于1月1号是星期几以及这年是不是闰年。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因为500年前Gregoire十三世编历法的时候把“公式”写成了这个样子，假如当时他把一年分成14个月呢？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公式，什么时候下一次“不吉利”是可以算出来的。比方说上一次复活节星期五是13号发生在2001年，下一次就要等到2063年了。

在十进制大行其道以前，12是个很受尊敬的数字，比如英国的1个先令有12个便士，新疆还有12木卡姆。不过问题来了：如果13变成一个凶数是因为最后的晚餐，那12个门徒是一个整体，正好凑成个很齐整的数字，多出来的那个13应该是耶稣，不应该是犹大。去年看了一本书，是那个曾经坐牢的Jeffery Archer用犹大的名义写的《福音书》，讲述犹大自己的故事——当然这是题外话。

当然上帝的子民是不会这么有一说一的读数字的——他们不会有一说一的看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安排的，所有的思想都包括在那本小册子里了——这种做派很眼熟，比方说四十年前的红卫兵就是怀着同样的虔敬读小红书的。想想上帝也很辛苦，吃喝拉撒的事情都要管。在我们俗人看来，这些事我们自己就可以搞定了，连居委会的阿姨都不消去劳烦。记得吴念真在《一一》里对劝他求神的朋友说，（大意）我想神也比较忙，这样的事情就不麻烦他了吧。看来还是我们俗人比较懂得替神分忧。

上周末一个凡事必言主的同事来家里做客，饭后因我们偶然提到同性恋而发生了价值观剧烈的冲突。令我很奇怪的是一个平常很聪明、很友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被一本小册子魅惑的彻底失去了理性。Religion, what fallacies are committed in thy name!

城里新开了一家二手CD店，上周六去逛，买到一张Sinead O'Connor卖的最差的专辑“Theology”。我一直很喜欢她的音乐，也欣赏她的不加遮掩的性格，比方她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给自己的使命：Rescue God from religion!

好了，最后来一个渎神且少儿不宜的段子。这是朋友今天发来的一个笑话：
Q: What does a bible and a p*nis have in common?
A: Both get shoved down your throat by a Priest.

被低俗

早些时候歪酷被低俗关了几天，让我终于下了搬家的决心。在这个被列入低俗行列成为一种荣耀的时候，我这种不咸不淡的文字放在那里，虽然与有荣焉，实在是略了房东的美，枉担了虚名。

刚开始写博的时候搬过一次家，因为第一个host规定了太多的敏感词。没想到这回第二次搬家还是因了同样的原因，或者说因为敏感的范围更大一些。

去年开了这个博客来做备份，不能说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搬过来。不巧歪酷停了导出的功能，我也没什么着急的，就把这事放下了。这回只好蚂蚁搬家，一点一点往这边挪家当，现在做了简单的装修，总算能见人了。可惜评论没有办法搬过来，就留在那边了。况且以前博文里的链接都没有更新，有不少照片还是存在那边的相册里。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多少有点感情，所以那边的博不会删除，就当留一个最后的snapshot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