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Howlers

这几天发现了两个好玩的错误。

1）

这个已经比较久了。

终于还是看了未删节版的《色·戒》，虽然我以为即使没有这些床戏，这个电影依然拍的很好。不过倒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搞笑的错误——估计已经有不少人发现了 ——邝裕民在鼓动同学们运作暑假期间杀汉奸的时候，气宇轩昂的吟出的居然是汪精卫的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个，哦，我不相信是有意搞反讽的。

2）

这个更久一点，发生在1940年。

那年罗斯福空前绝后的第三次就任美国总统。不久他收到一封一个古巴男孩寄来的贺信，信里这个男孩除了祝贺My good friend Roosevelt开始一个新的总统periodo之外，顺便向他要一张10美元的钞票，他称之为"bill green american"。信的结尾男孩留了回信的地址，还来了一个很花式的签名。他的名字叫Fidel Castro，港译卡斯楚，五十多年来我们这边一直叫他菲德尔·卡斯特罗。

我发现的所谓“错误”是：Castro生于1926年8月，这封信写于1940年，可是他在信里自称"I'm twelve years old"。无论用什么算法，写信的时候他也是13或者14岁了。只有三种可能：第一，这封信他构思了一年多；第二，他把自己说的小一点骗取同情以便得到那 张他梦寐以求的bill green american；第三，他没搞清楚twelve的意思，因为他在信里不止一次强调自己I don't know very English。不过信里也充分表现了他不卑不亢的风格：他尖锐的指出罗斯福总统"I suppose you don't know very Spanish but you know very English because you are American but I'm not American"。

美国国务院专门有人处理群众来信，所以估计小卡同学肯定是收到了回信，不过没有那张期待中的绿色钞票。几年前我看过两本书，一本叫What If? ，另一本叫More What If? ,一帮历史学家专门进行反事实的历史重建，命题基本属于“如果埃及艳后Cleopatra的鼻子再长一点会怎么样？”这一性质的。咱们不妨也 counterfactural一下：假如当时罗斯福总统寄了10美元给小卡，后来的历史会怎么样？他可能从此就热爱美国了，继承父亲的农庄努力经商，没 准后来还移民美国，也就没有后来的列队进入哈瓦那，没有导弹危机，没有成百上千的船民冒死逃亡佛罗里达，没有五十年的制裁……

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收到10美元以后他发现这招很灵，再写一封信，这回要100美元。收到国务院的回信，没有钞票，失望，开始跟他的兄弟筹备武装，失败坐牢，获特赦，逃亡，推翻政府，投靠苏联，部署导弹，撤除导弹，不堪忍受的民众冒死乘船逃往佛罗里达，美国五十年的制裁……

以这个带点喜剧味道的掌故庆祝一页四十八年的历史终于翻过去了。

除夕夜咱们学英文

英文里有个短语，说某些做事方式是"Italian tank approach"：据说二战时候的意大利坦克都有五个档，其中有一个前进档和四个倒车档。

一早起来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虽然不过是无数同类事件中最新的一件，虽然我基本不去那里串门，还是感到一股兔死狐悲的寒凉。

过了今晚，一轮新的子鼠丑牛就要开始了，虽然我看不到什么新的迹象。于是只能祈望上帝保佑这片土地上吃饱了饭和没有吃饱饭、回了家和回不了家以及无家可回、如我般有温暖的卧室和在寒冷中饥寒交迫、能出门旅行和不被允许出门旅行不能不被监听地自由讲电话、的人民。

在听阿宗演唱会的录音，正好听到结束时的那首《爱的代价》：“走吧，走吧，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我自愿戴这顶荆冠

看到捐款方案以后犹豫了几天，昨天早上终于决定参加。起到最后稻草作用的是尾葵姑娘一句话，基本意思是：你拒绝帮助苦难中的个体并不能达到惩罚那些使他们遭受苦难的制度和机构的目的。不过她当时表达的要清楚的多。

此前连岳在为这次捐款做的补充建议中说：窑奴在中国当下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概括承受其羞耻。他说这是大道理，我倒觉得这是戴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一顶荆冠，就看你是否还能觉得痛。

另外一笔捐款是没有犹豫过的，终于也在昨天完成了。一个人因为说了实话而遭牢狱之灾，之后几近家破人亡，这是怎样的人间呢？

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20年前我在北京用杂音很厉害的短波收音机听BBC一个名叫麦洁文的记者发自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10年前我在伦敦读这个James Miles在密歇根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上个星期在北京的一个豪华酒店的会议厅，我当面听他作为The Economist 中国部主任发出可能是所有驻北京的外国记者里面最冷静的声音。

此前在The World in 2008 上，他写了一篇关于今年夏天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大party的文章，里面对历史做了惊鸿一瞥：It will be the most politically contentious Olympics since Moscow staged the games in 1980.

我也曾经很热衷于看奥运会，1984年的夏天也曾经多次拍红了巴掌，所以对这项盛举的历史也算略知一二。在过去这喧哗躁动的六年里，不断有人从历史中为今 夏的北京找寻远房的亲戚。乐观但是还头脑未失的希望它能成为另一个Tokyo 1964，至少也能像Seoul 1988，因为这两个邻居在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请到家里开了个大party之后都开始大步迈上了现代民主国家的道路；有忧患意识的则看着漫天的尘土 和遍地的塔吊，担心它成为另一个Montreal 1976，那里用了整整31年才还清了因这个一夜风流而欠下的债。James的From Russia with Love恐怕是最悲观的了。

可是在我的历史翻检中看到的却是Berlin 1936。太多其他方面的似曾相识我们不去管，我倒想用一个过去将来时：那次奥林匹亚意志的胜利之后，世界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再一起开party是London 1948。

那我现在能说的只是：希望我的回望是看走眼了。Then, see you in London, 2012!

P.S.:
1. James的那本书在伦敦几次搬家、又到巴黎再到北京的路途中不知在哪里遗失了。这是我不多的丢书的经历；
2. 当年跟麦洁文一起为BBC做中国报道的还有另一个记者叫西门朗。前些日子看The World in 2008 的时候发现这个Simon Long也加入了The Economist，做亚洲区的editor，而且他的文章也是谈这个大part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