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为了重装电脑备份存货，无意间发现了几年前贴在宿舍的两篇旧文。那时候的宿舍还是一个Yahoo Group，恍惚间居然已经是五年半以前的事了。
原来的题目分别是“几岁开始学‘外文’”和“再罗嗦两个小掌故”，说的都是语言之间纠结不清的恩怨情仇，所以干脆改个名字合成一篇贴在这里。带日期的照片 是我自己拍的，不带日期的那张是刚才上网搜的，因为原来的照片找不到了。这张不是拍的最漂亮的，取景的位置却是跟我当时最接近的。把文字稍微修改了一下贴 在这里既可以存档，也可以为在下星期休假暨珍爱生命远离网络时候不至于落后尾葵姑娘的人气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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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宿舍请假之后就“出走”巴黎，至1月8日回来销假，其间几乎“与世隔绝”，听不到法国人谈本•拉登和阿富汗，自然也没人知道如今声名远播的吴、杨夫妇何 许人也。回来这两天看到曹长青先生等诸位就杨澜小姐的英文口音（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质疑其进入美国主流电视台的可能性，不禁想起此次假期中与当地朋友 一家人共度两日的经历，虽无意回答上面的质疑，倒是从其他方面给我等某些启示，于是信手乱涂一篇。
驱车自巴黎出发，西行300多公里至诺曼底的顶端，即到了圣米歇尔山（Mont St Michel）——此山仿佛凭空从海里长出来（后附的照片是从停车场拍的），山顶是大天使圣米歇尔的教堂。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一直抵达山脚。据说公元 900左右，即法兰西建国之后不久，诺曼人把这片地方卖给了不列塔尼人，此后双方就其归属争吵了一千年，至今喋喋不休。
朋友一家住在离此处约100公里的“乡下”（他们平时在巴黎工作，这里是度假时的住所，法国人所谓"maison secondaire"），晚上便在其府上客宿。这一家人的构成很有意思：先生是英国人，太太是法国人，由于不能生育便先后收养了四个亚洲孩子，两个来自 韩国，两个来自越南。这些孩子都是在学会说话以前就被收养了，在法国长大，所以他们的“母语”就是法语；眼见得当今世界大潮浩浩汤汤，加之家庭的原因，英 文自是不可少，因此家里一直有英国的少年寄宿生（所谓au pair），其13岁的长子也已经在英国的中学待了将近一年。除了新年期间儿子从英国回来的头几天偶尔发生个别的法文词想不起来的状况以外，一切似乎都按 部就班的进展着。
提出疑问的是另一位朋友，那是回到巴黎之后的事情，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起那一家“联合国”家庭，这位朋友直言不讳的说她很反对这种收养亚洲孩子的做法：对于 作为家长的欧洲人来说你可能觉得你做了一件善事，被收养的孩子也一定能享受到比在越南好得多的物质生活；但是，这种跨种族收养的结果是孩子彻底离开了自己 的文化圈，加之没有生身父母，周围的人都与自己不同，心灵上永远会有一种自卑感。
此前我不曾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也就有了相应的问题：收养的孩子应该讲什么语言？说到底，学来学去，这些孩子却根本没有学过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母语”。 或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到了另一个文化当中就应该融入当地社会，但是有两点需要提及：第一，欧洲不同于北美，这里不是移民国家，外来人永远无法真正的“融入 ”；第二，这些孩子不是自愿来的。套用一句萨特的话，他们连选择“不选择”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这种疏离感或许在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体会的会更明显些。其实，独处异邦的成年人或者要具备“愈堕落愈快乐”的“天赋”，比如说我自己；或者要抱定大中华天下 第一、他族皆为蛮夷的绝决，比如辜鸿铭老爷子。否则是很容易垮掉的——远的如托马斯•曼就不必说了，近的还有魏京生先生，董桥在其近作《回家的感觉真好》 里面谈到魏先生在美国的窘境，其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现如今即使他爬上自由女神的顶端高喊几句自由民主的口号，换来的也只有赫逊河的惊涛拍岸……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起周治平的那首“Mr Lee”。
回到开始的话题：无论杨澜小姐也好，还是我等平凡的众人也好，我们没有从小在美国长大，因而英文讲不到“母语”的程度，因而口音不够纯正，因而无望进入美 国主流电视台作主持人，但是至少我们文化的identity还在——关于这个“身份”问题，著名社会学家、现任伦敦经济学院校长的Anthony Giddens在10年前曾写过一本书，《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专门研究全球化对个人身份的“殖民化”。值此后殖民时代，香港都“转手”了，我们自然不必非要被“殖民”化，或者“美国话”化不可。 ——我知道这个观点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上一篇“乱”说到学外语的事，后来将老师又贴了一篇《母语及其他》，讲到斯泰勒和以赛亚•伯林的经历，忍不住我再就这个题目讲几件亲历或亲见的小事。先说 一句题外话，如果哪位对“自由”的问题感兴趣，建议去读以赛亚•伯林的书，其中最提纲挈领的是《Four Essays on Liberty》，但是我也看到过有人评论伯林的文体不够流畅，过于拖沓沉闷，让人读起来昏昏欲睡，等等，见仁见智吧。
几年以前在北京认识了一家人，先生是法国人，太太是乌拉圭人（这种事不是发生在移民家庭就是发生在跨国婚姻里面），他们的儿子出生在香港，从小有菲佣照 顾；三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北京，他们又请了本地的保姆。旁人一定会羡慕这样的“外语环境”，不仅英、法、西三大语济济一堂，----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 能讲这三种语言，走遍五大洲基本不会饿死----而且这孩子还国粤语通吃:)。可事实上呢？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这小孩子四岁多，出现了明显的自闭症状，你用 上面任何一种语言跟他讲话他都明白，可是拒绝说话。原因自是不必说：四五种语言在脑子里乱窜，不糊涂才怪呢。
别说四五种了，向我们这样只能勉强洋泾浜一两种的人还乱呢。那天巴黎的天气颇有些寒冷，于是躲进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在读 《The Moon and Sixpense》。过了一会邻桌的夫妇带着一群孩子准备撤退，在搬婴儿车的时候很费劲，于是我放下书，起身帮他们之前先打个招呼，脑子里转的是"je peux vous aider?"，可实际说出来却成了：“Can I help you?”----都是让毛姆他老人家搅和的，要是当时是在读老舍还不知道得说出什么呢。
倒是拜祖上“日不落帝国”和当今山姆大叔胡萝卜的威力，以英语为母语的各国人士似乎从来没有这种烦恼。有一天晚上慕名去巴黎的一家冰激凌店 Berthillon，位于塞纳河中的圣路易岛（Ile St Louis）上一条小巷里（后附的照片即是这个小岛。流经巴黎的这一段塞纳河上共有两个岛，比较大的是西提岛（Ile de Cité），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即坐落于此）。当时邻座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点冰激凌的时候实在是大大的有趣：这两个人一句法语也不会，服务员也只能 讲几个简单的英文词，所以双方只能指指点点外加肢体语言，总算对付完成了大业。服务员走开以后那个英国人对对面的山姆大哥说：“这些法国人的英文简直是太 差了。”我差一点笑出声来，心想：你也好意思抱怨？人家的英语再差也是外语，你们哥俩倒好，来享受人家的美食却目不识un，deux，tr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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